新闻专题/SPECIAL REPORT

中共中央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

　　胡逝世死之后，虽非极尽哀荣，但其葬礼的规格按照邓公的批示也是高于一般的“政治局常委”的，但六四事件之后胡耀邦在共和国近十五年来的宣传中几乎消失，似乎被从历史中抹去。
　　

　　在其逝世十六年之后，其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称其为改革开放“建立了不朽功勋”，这种高度评价引发了国内和世界的联想。

　　这种联想自然与六四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是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对于是否平反六四的猜测是其一，而政治体制改革在停滞多年之后何时重新起步已不仅仅是学界与党界内部争论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不同利益方互相博弈的现实需要。

　　自胡耀邦去世之后，以至六四事件之后中国近十五年来的历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中国国内曾被激发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参与热情被追营逐利取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偏执于经济现代化的十五年。虽然这并非坏事，但由于缺乏政治架构上的相应协调，政治上的保守与经济上的偏执正在使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政策越来越倾向社会强势者。

　　这十几年间，中国媒体市场出现了一些以时政为特色的报刊杂志，但均影响有限。似乎民间对政治的关注度一向偏低。一本刊物以一位美国政治家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口号：“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时刻关心着你！”

　　这句话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社会大众不关心政治，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不够强烈（社会的精英阶层可以在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中获益，并享受到一定的自由）；另一个原因则是民间参与政治的动力和热情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瓦解了文革时期，城市工人受制于国有企业，农民受困于土地的现实，个体财富的增加加大了每个人自我选择的自由。具备社会独立人格的市民阶层对自由的渴望更为强烈，今天个体的自由使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备了更充分的条件。

　　自由，胡耀邦当年正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彻底而黯然辞职。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无数的领导者对自由心生忌惮。毛泽东一篇《反对自由主义》宣判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死刑，如果通读毛的作品，却发现所反对的不过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和道德缺陷，是毛泽东强化其以严肃的纪律治党治军并最终应用于治国的手段。

　　自由不是毛所反对的诸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等等十一种表现，自由是权利的总和，是现代社会法律保护的第一要务，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于自由，胡耀邦的认识和重视都走在了其他中国共党人的前面，并希望用民主的制度保护社会个体的自由。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突出了政治民主化，并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文件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这一文件体现了胡的远见和政治胆识，但党内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也成为胡下台的导火索，对自由认识的分野造成党内的分化。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从此站在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沿。对于辞职胡当时深感失望，胡在与原中顾委员李锐的一次谈话中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

　　十六年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代的喇叭裤、猫王头已土得掉渣，露脐装、红肚兜已是街头风景，即便毛泽东主席的扮演者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为不孕不育患者治病的医院做广告了。而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大大超越了毛泽东时代和胡耀邦、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当三个代表被写进党章之后，当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种政治理想之时，说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被社会的管理者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已不是当年简单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已被更彻底抹去，对各个阶层的利益和自由给予了认同和保障。

　　及此已不能说近十五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丝毫未动，经济的发展使市民阶层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和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伴生的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在中国建立更加公平、民主、透明的政治制度成为社会发民的内在要求。

　　经济学界关于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争论，事实上也关乎中国是建立好的政治体制还是最终走向坏的政治体制。

　　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共同富裕，和谐的市民社会，坏的市场经济就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暴力社会。好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众自由先举，权力依据程序公开博弈分配，法治清明，秩序井然；坏的政治体制则是权力私有化、世袭化严重，权力分配暗箱化，被一部分利益集团垄断化，法治缺乏公正，社会秩序混乱。

　　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好的政治体制，二者共生共荣，坏的市场经济则与坏的政治体制互为因果。

　　这两种分歧所关注者无外乎财富的分配制度和权力的分配制度。而这正是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实为一个问题，无法回避。财富的分配制度其核心是国有企业涉及国有股减持等一系列私有化运动，而权力分配的核心则是作为中国社会最高权力垄断者的共产党如何分配手中的权力，并使这种权力的分配公开化、透明化。

　　如果我们对于始于今年的国有股减持有足够的关注，不难发现，国有股减持虽然面对无数唾骂，但任何一家国有企业的减持方案均需通过股东投票表决通过，这实际上是较村民自治更具标杆意义的民主实践。其间出现的拜票、贿票、拉票、改票现象显示了股民就自身利益与当局博弈的世态万象。

　　中国的民主尝试在经济领域已经开始，也正如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所说“开弓没有回头箭。 ”

　　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让人看到了一种开放和回归的信号，仅仅这信号本身已引来了国内和国际的诸多好评。

　
　　但重新认识胡耀邦也涉及对党史的检讨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再认识。虽然中国共产党史只有八十多年，但因权力体制的原因至今仍有许多禁区、许多谜案。当每一次历史回归其本象，都意味着新的动向，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其背后是选择华国锋还是选择邓小平的权力较量。

　　纪念胡耀邦是一次历史的自我纠正，还是一次新的党内斗争让人猜测。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从几个月前传闻火热的‘大动作’，到11月19日的‘大降温’；从消息透露要‘举行20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到人数寥寥的‘座谈会’；从有传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要亲自出席发表讲话，到纪念活动不巧提前两天在胡锦涛出国的时候举行，也未见胡锦涛的书面致词，其间的落差，实在不小。”

　　胡耀邦文革后冲锋在前，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改革试错者的角色，他也许想不到在十六年之年又被推向前台成为某种风向的象征。

　　但这种公开的纪念无论其规模如何，胡耀邦做为中国文革后的风云人物，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评语，使本应属于胡的荣耀得到了官方确认。

　　这种公开纪念暗示了一种回归，回到这位血统纯正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回到这位历经风雨对文革反思最彻底，行动同样也最彻底的前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改革前景的判断。

　　因而中国内部和世界产生的诸多联想都是正面的，让外界感觉面目一新。

　　中国有温故知新一说，今天回归胡耀邦一如当年文革之后，国家的经济政策回到当年党的“八大”的方针政策一样，在历史的试错中找到了自己的归路。

　　回到胡耀邦意味着在新时期共产党可能选择胡所代表的未来。
　　

　　胡所代表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呢？
　　

　　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形成通过之后，胡耀邦在中共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出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九所宾馆约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第甫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回归胡耀邦就是回归民主和科学。
　　

　　这样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
　　

　　胡耀邦在中国历史上的荣耀启示着这个政党和国家的未来。

□文／乌拉

返回专题